2022年10月30日晚19：00，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老师，应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之邀，做了题为《清代苏州府的官员选任和空间流动》的线上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王晗老师主持，社会学院副院长黄鸿山老师担任与谈人，历史系师生与校外听众270余人参与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晗老师首先对胡恒老师的学术背景及代表性学术成果进行了介绍，并就会议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本次讲座共分为十个部分：（一）问题的引入：“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二）新的官制史研究何以可能；（三）传统工具书与新的量化数据；（四）苏州府的位置及其职位分布；（五）职官信息记录的初步比较；（六）苏州府官员的选任机制；（七）苏州府正印官的来源空间——知县；（八）署理背后的制度因素；（九）清代苏州府所见清代官员选任的特征；（十）数字人文应用于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挑战。本场讲座问题意识浓厚，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与会师生收获颇丰。
胡恒老师首先阐明了选题的目的及意义，他从清代苏州府的官员选任和空间流动这一个案切入，通过对其进行较具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分析，试图把握清代地方政府官员流动的基本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并希望通过交流进一步理清自身研究思路。胡恒老师指出，清史研究中对地方官制史虽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总体来说研究空白点和薄弱点仍旧较多，可称得上清史研究的一座“富矿”，期待各位师友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随后，胡老师从“超大规模”和“有限政府”之间的矛盾引入本次讲座的探讨话题。他指出，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无论是疆域规模还是人口规模皆是如此，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到了清代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与之冲突的一点是中国行政区划特别是县级政区和官僚队伍的数量保持了基本的稳定。胡老师引用陈必佳博士基于《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所做的统计数据指出：清代正式官员数量基本维持在14000名上下，晚清由于新设了一些官僚机构，官员数量略有增长，但总体上仍呈现稳定态势。
如此一来，必然引发对清王朝何以实现有效治理，其机制如何等问题的思索，这也必然要通过政治史的方式来回应这一政治问题。鉴于清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胡老师提出了清代政治史研究需要再出发，既需要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当中的经典范式，如邓小南先生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先生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先生的日常统治史等，也同样需要针对清史研究的特点发展新的方法。
胡老师认为，制度史观偏重于长时段和结构，强调制度的主体性，实际是对制度所构成的较为稳定的“秩序”的重视；而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取径将关系、过程、行为引入制度史研究，因而使得制度更多呈现出相对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可视为一种“混沌”。胡恒老师认为，不应该将二者摆在非此即彼的对立位置，而应当认识这两种观察维度各自的价值与内在联系，通过建立一种复杂的系统，既能够容纳各种微观的层次的丰富性，同时在宏观上带来结构的稳定性。建立这套复杂系统，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长处，也需要引入计量分析等数字人文工具，将微观分析与结构思维有机结合起来。这种路径虽然颇具挑战，但也并非毫无可能。当代正在兴起的数字人文正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它的生机与活力正在逐步展现。胡老师以清史研究为例，指出了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即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将宏观微观、静态动态相结合，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系统，开展“新政治史”的探索。
胡老师进一步提出开展“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新政治史”探索，首要条件是要建立一套较为可靠的官僚政治史基础数据。随后胡老师主要介绍了两类数据系统：传统工具书和新的量化数据库。他认为，传统职官类工具书编纂不少，质量也较高，非常有助于据此建立底层数据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钱实甫先生的《清代职官年表》、李国祁等编纂的《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魏秀梅先生编纂的《清季职官表》等。此外，清代官员量化数据库也日趋成熟，如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团队主持的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正在建设的《基于地方志的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等。胡老师进一步指出，随着数据库的逐渐成熟，未来容纳整个清代官员的全数据指日可待，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对清代的官僚政治史进行更多的探索，至少可以包括四个方面：1）对官僚结构的整体计量分析，探索官僚体系的动态变化，研究王朝兴衰的规律；2）官僚政治的空间分析；3）官僚系统流动性研究；4）政治网络分析。
胡老师指出，上述内容主要是方法上的思考，至于其是否可行，还需要落脚到区域的研究中进行检验。他个人的体会是尽管数据方法可以作为得力的研究工具，但是如何对数理统计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反而是困难所在。作为历史学者，不宜用简单粗暴的相关性分析强行给予粗线条的历史解释，它必须与具体的历史材料和经验研究相结合，才能够较为恰当地平衡传统史学方法与量化统计结果。随后胡老师介绍了自己选择苏州府进行经验研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苏州是清代统治的核心区域，考察苏州地区的官员选任及空间流动有助于为整体观察清朝地方政府的选任和流动模式提供基础。
胡老师用表格的形式列出了苏州府下辖各县，包括吴县（附郭）、长洲（附郭）、元和（附郭）、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吴江、震泽、太湖厅和靖湖厅等政区与职官设置情况。尽管可以从史料记载中获悉清代苏州府职官信息的全貌，胡老师也提醒大家应该注意到对记录官员信息的文献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清代职官信息的来源主要有二:《缙绅录》和地方志，二者在资料收录的范围和性质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他以“吴县知县”为例比较了缙绅录与地方志记载的差异，并从记录特点、信息留存等角度分析了背后的原因。胡老师指出，研究者在利用清代职官信息时需要特别注意职官任职类型存在巨大差异，笼统地将职官信息罗列在一起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
在对上述信息进行整合后，可以建立起以地方志、缙绅录、履历档等相关文献为基础的有清一代苏州府官员的名录。在这些官员中，胡老师首先提醒同学们关注的是正印官的选任途径，尤其是知府和知县的选任机制。胡老师指出，清代官员选任机制的一大特点是每一类职位都有相应的晋升机制，因此了解官缺的概念显得至关重要。清朝按照“冲、繁、疲、难”对府县治理的难易程度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在“冲、繁、疲、难”四个等第的基础上，清朝进一步确定了该地区缺分的划分，如最要、要、中、简缺。除此之外，在铨选时相应有“请旨缺”、“调缺”、“选缺”之分。随后胡老师通过表格的形式清晰而直观地罗列出了苏州府及其下辖各县的铨选类别、缺分等第信息。他进一步指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清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官员选任结构，自上而下分别是皇帝、吏部和地方督抚。这种制度安排也体现出跨府级政区的省内流动这一重要特点，并进而与当代层级分流模式呈现显著不同。
由于苏州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地位，因此除太仓、海州、通州三个直隶州外均为请旨缺，故此胡老师接下来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请旨缺的问题之上。他分析了请旨缺的三种来源，从旗民比例和知府籍贯上推测了清朝政府选人用人背后的政治考量，而在官员流动背后仍存在行政空间的巨大约束，特别是省作为一个重要流动边界的意义，这背后是受到皇帝钦命、总督辖区、丁忧开复等一系列制度的综合影响。苏州府正印官另一重要类型是知县，胡老师分析了正印官的来源空间，比较了不同县份的人事调动速率、籍贯分布等问题，关注到了地域回避在地方政治实践中的变通，进而通过对“捐纳指省”这一特殊制度的追踪分析了其潜在意义。胡老师也特别关注到了署理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根据以上对清代苏州府官员选任与空间流动的分析，胡老师特别强调了官员流动的空间范围，流动率的空间差异，府在层级流动中的意义及缺分等第对官员流动方向的巨大影响等几个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胡恒老师也谈了自己的两点想法。首先，要加强清代官僚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也要关注数字方法与史学方法的冲突与交融。他认为数据库及计量统计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优越性上具有显著优势，单个数据的不准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应过度强调；应当把数字人文看做是史学研究中如虎添翼之“翼”而不是同室操戈之“戈”。
在胡老师的精彩汇报结束之后，王晗老师首先进行发言，他认为胡老师的研究将清史、历史地理和数字人文三方面进行了很好地结合。随后黄鸿山老师从四个角度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议，他指出以往的历史研究更多采用定性的方法，利用数据进行量化研究可以使研究更加精确，也更令人信服；其次，利用数据库研究有助于从整体角度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克服了以往研究过于具体的弊端；第三，他指出胡老师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跨学科特色；第四，黄老师认为历史研究需要具备问题意识，而胡老师的研究正体现了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通过将清代官员的选任与空间流动与国家治理的宏大课题相结合，赋予了历史研究更多的现实价值，也体现了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一面。最后黄老师就数据库建设的经验向胡恒老师提问，胡老师结合人民大学数字人文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回答，从中提炼出三条经验：首先要盘点本单位优势方向与已有资源，不宜另起炉灶；其次要体现研究导向，参与师生能在现有评价机制内获得合理回馈；最后是数据库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宜少而精并长期建设。随后河北大学廖寅老师、社会学院丁义珏老师与胡恒老师就不同朝代的官员选任、空间流动和制度安排展开了讨论，胡老师同时也回应了同学们有关官员选任和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数据库的开放情况等问题。
师生互动讨论结束后，主持人王晗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目前史学的发展应当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适当的尝试通过定量化的表达和不同交叉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将史学工作更好地借鉴与发扬。在同学们的热烈反响下，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